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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篇119篇114節

祢是我藏身之處,又是我的盾牌,
我甚仰望祢的話語。

寫出第一滴淚 

寫出第一滴淚 
王怡 舉目41

我是成都人。成都的天總是灰暗、低沉的,所以有句話叫「蜀犬吠日」,狗看見太陽出來就叫喚。第一次唱那首讚美詩「天離地有多高……」,我就嘀咕,天離地沒有多高啊!有人說成都人很難信主,不知和這個有沒有關係。

信主之前我一向愛好寫作。我是個公共知識分子(註)和法律學者,關注最多的是公義、自由和民主,所以,我的寫作主題都是公義與自由。記得有一幅畫:希臘的正義女神,一手拿著劍,一手拿著天平,卻蒙著眼睛。蒙眼表示謙卑,表示自己本來不配站在那個位置。可惜,一個非基督徒的理想主義者,很難不以為自己是公義的代言人,不以為自己在「行公義、好憐憫」,所以,我以前的文字都很硬,很尖刻,很自義。

後來我在瑞士洛桑的高等法院,又看到一幅標題為「公義使邦國高舉」的油畫,是希臘的正義女神經過基督教洗禮之後的面貌:她一手拿著天平,一手也拿劍,但是劍尖指著一本書,就是聖經。

2005年,我和妻子去瑞士,在日內瓦的聖三一教堂裡,我們跪下禱告,表示我們生命的順服。我從此在基督裡,重新尋找寫作的意義。
先介紹一下我以往的作品。第一本書《載滿鵝的火車》,是一本電影隨筆。第二本書《不服從的江湖》,一本思想隨筆集。第三本叫《美得驚動了中央》,從書名可以看出,這幾本書有多麼桀驁不馴。郵寄時,新聞出版署查封了800多本,當真驚動了中央。

信主後,我的第一本書是法學專著,《憲政主義:觀念與制度的轉捩》。這是試圖從聖約的觀點,重新理解憲政主義,思考為什麼有法律。這是我信主後在專業上的一 種表達,希望在信仰中,更新對國家、法律和政治的理解。《與神親嘴》,是我信主三年來,面向自由知識分子,談論基督信仰的文字。因為我是從自由主義者過來的,對國內的自由知識分子有深厚的負擔。《天堂沉默了半個小時》,這本書的副標題,是「電影中的信仰」。我在國內一家主流週刊上有一個專欄,通過電影這一文化產品,傳遞信仰之光。開始寫時,妻子有些擔心,說每一篇都涉及信仰,怕媒體和讀者不接受。但奇妙的是,那些非基督徒的編輯們,卻將這個專欄評為年度最 佳專欄。很多讀者也說,他們買這份刊物,就衝著這個專欄。我很感謝神,神在鬆動人心,預備萬事,通過我卑微的寫作,讓更多讀者讀到基督徒對信仰的公共表達,對文化的介入。《自由的崛起》,這是我去年翻譯的一本學術著作,關於16世紀到18世紀,加爾文主義對瑞士、蘇格蘭、英格蘭、法國和美國五個國家的立憲政體的影響。
以下我從五個方面來分享:

一、生養與治理

信主前,我是堅決不要小孩的人。理由是我的愛太少,我的愛是有配額的,給妻子一部分,給自己一部分,再留給父母,就所剩無幾了。

其實,真正的原因,是我看不出生養、就是生命的生生不息到底有何意義。孔子所謂: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。珍惜光陰和生命到底有什麼意義?我在本質上對此絕望。

但這裡便有了一個公共生活與個人生活的深刻斷裂,我可以聽到內心的自我質疑:一方面,你作為知識分子,憂國憂民,高談自由民主;一方面,你卻不想、不敢、不願要孩子。那麼這個國家的未來,到底和你有什麼關係?你到底是為國家,還是為自己呢?連孩子都不愛的人,卻說愛同胞,你不臉紅嗎?

許多年來,我就活在這樣一個深刻的斷裂中。這一斷裂,使我所寫、所做的一切,在本質上都是假冒偽善。

信主後,我斷章取義,看到一處經文講:「你這不懷孕、不生養的要歌唱」(《賽》541),我就高聲歡呼,說上帝批准我不生孩子。
2007 年父親節前夕,我準備父親節的講章。我沒做過父親,我也覺得我的父親不怎麼樣。我以前不知道怎樣做父親,因為我在地上沒看見過父的典範;我也不知怎樣做孩子,因為我在地上也沒有看見過子的典範。但聖靈的大能改變了我。晚上10點,當我預備到某一部分時,我轉過頭來,心潮澎湃地對妻子說:我已沒有阻攔了。我們可以要一個孩子嗎?

我妻子就流淚了。

第二天我在教會證道,告訴大家,我想要孩子了。大家都問:是真的嗎?因為他們知道我是頑固的丁克一族。如今,我們的孩子一歲零八個月了。我們給他取名王書亞,也是我現在的筆名。

有句話講:男人寫東西跟女人生孩子一樣難。因為寫作跟「要生養眾多,遍滿地面,治理這地」的使命有關。一個人不想生孩子,卻要寫東西,實在是很奇怪的。當我有孩子之後,我才真正看見寫作的意義;我的寫作與我的個人生命,與公共理想,在基督裡,被他的寶血連接起來了。

我看見,寫作對我來講就是生養和治理。雖然我們是卑微的器皿,神卻賦予我們以信仰更新文化、以福音牧養大地的使命。這個領受,對我來講是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屬靈歷程。我也才真正體會到,為什麼寫作跟生孩子一樣,艱難而尊貴。

二、啟示與見證

基督之前,有兩類的人寫作。一是領受特殊啟示之後的表達,就是舊約的文學。二是沒有聽到特殊啟示,但在普遍啟示裡面仰望、呼喚、揣摩。

這第二類人裡面,良莠不齊,龍蛇混雜。柏拉圖和老子都在這一類寫作的高峰。他們沒有聽到上帝關於救恩的啟示,但他們的呼喚與揣摩,都驚心動魄,都似乎帶有對上帝光芒的敬畏。

基督來後,對人類寫作構成了挑戰。基督來了,死而復活了,一切寫作都不能不面對這一事件。人類的寫作也分為了兩類:一類是相信基督的寫作,是為「我們也見過,也信」的真理作見證——基督之後,人類所能寫出的最偉大的作品,就是見證,也只能是見證。

第二類就是對此無知的寫作。對不信基督的人來講,他的一切文字,仍然停留在揣摩與呼喚的洞穴裡。當基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,在人間宣告了救贖之道,從此一切不相信基督的寫作,在本質上都是假見證、假先知,且不可避免地落入偶像崇拜之中。

基督之外的寫作,唯一的價值,是罪人對絕望、黑暗和罪性的刻骨銘心的描寫。

一個非基督徒作家,無論他多麼優秀,當他試圖對人的命運、結局、出路與夢想,多說一個字的時候,都是有礙真理的。因為罪人的最高智慧就是老子所說的,道可道,非常道,然後閉嘴。除非你不開口,一開口就只有兩種,要麼指向基督,要麼崇拜偶像。

基督到來之前,人類的寫作中,有許多思考與呼喚,都值得我們尊敬並吸收。但基督來過之後,所有非基督教的哲學家、作家和教授,他們試圖描述的那些體系、思想和圖畫,儘管在人看來不乏洞見,但這一切寫作加起來,不過都是假先知的寫作。因為凡是不以信心回應基督十字架的,都是在人類歷史上作偽證。

今日世界的文化,就充滿了這些東西。這包括各個藝術層面,也包括世俗心理學。這些假先知的寫作,主宰著這個世界大多數人的價值觀。

三、敬拜與偶像

我們為什麼寫作?中國傳統講求的是立功、立言、立德,走「三不朽」的道路。對書生來說,「立功」不太有機會,「立德」又很難,只有「立言」的成本最低。所以國內手機短信很發達,因為人人都有表達的慾望。

信主之後,我慢慢自省,看見寫作是知識分子拜偶像的主要方式之一。寫作,是一種最接近於創世的模仿行為。我們寫作時,感覺就如神一樣。因此,我常常問自己,我真的在為基督寫作嗎?我真的已經與偶像式的寫作割袍斷義了嗎?

一位朋友對我說:你的文章固然好,但太保守,處處都要談耶穌。我說,我希望大陸有更多「保守」的基督徒加入寫作的事奉,並靠著恩典,在生命和真理上日日更新。

我也跟一位慕道友說:我相信,「我的神就是你的神,哪怕你不信神」。我的一切寫作,都是要彰顯這個信仰,並在這個信仰中描述世上的一切。

捷克作家昆德拉講過一個故事:有個人在海邊,看到神創造的世界是那麼美好,看見落日那樣輝煌,他感動得流下了第一滴淚。然後,他被自己流出的第一滴淚感動了,流出了第二滴眼淚。也就是說,他被自己的感動所感動了——你看,別人都在嬉戲遊樂,我卻在看落日。

人的寫作也分為第一滴眼淚的寫作,和第二滴眼淚的寫作。拜偶像的寫作是第二滴眼淚的寫作。這是很大的試探。越有恩賜,越有「成就」的人,越容易落入這種試探。

在基督恩典裡的寫作,是第一滴淚的寫作;在基督恩典之外的寫作,是第二滴淚的寫作。在基督復活之前,人類寫作的最高範式是啟示。沒有一種寫作,可以超過舊約先知的寫作。而在基督復活之後,人類寫作的最高範式是見證。但沒有看見,怎麼作見證呢?一切不相信基督的作家,都誤以為自己仍然在「啟示」的範式下寫作 (就如猶太人仍然在等候彌賽亞)。結果,現代寫作在本質上,都是在「等待基督」。這就是我說非基督徒的寫作都是假先知的意思。

當然我說的見證,是以非常豐富的表現形式呈現的,包括了虛構文學。但最打動我的,仍然是非虛構的見證式寫作。東正教徒索爾仁尼琴,能在俄國寫出《古拉格群島》那樣的好作品,我們中國的新教徒也應當如此。我不是貶低虛構文學,基督之後的虛構文學,在本質上也是對十字架事件的真實見證。

寫作本是一種敬拜方式。《詩篇》333說:「應當向他唱新歌,彈得巧妙,聲音洪亮。」

過去兩年中,有幾次,因為電腦故障,我寫好的文章完全找不回來了。我經歷了深刻的沮喪,然後甘心樂意地承認:凡是好東西都不是我的,而是從聖靈來的。我完全 不可能再寫出一模一樣的文字。因為寫作是一種敬拜,除非你再次來到主的寶座前,再次為你的寫作低頭禱告,再次在寫作中舉起手來。

信主前,寫作對我來說,是一種很驕傲的資本,甚至就是一種自我敬拜。現在,寫作慢慢變成一種謙卑的領受。結果寫作變得更美好了——對我來說,寫作是靈修,是敬拜,也是一個破碎和攻克己身的過程。

寫作也是一種傳道的方式。清教徒時代,荷蘭的改革宗教會有一個規定:所有會員要翻譯或寫文章,都要跟教牧團報告。寫完之後,要由牧長團審閱。這就是說,寫作是神聖的,寫作就如同牧師站講台一樣,是聖言的執事。

我們現在不這樣了。牧師的講台不能隨便站,寫作卻是完全自由的。一個基督徒想怎麼寫,就怎麼寫,不需要誰來批准。我不是建議回到這個規定去,而是希望每個寫作的基督徒,都認識到寫作即傳道。

沒有呼召,怎能傳道呢?不知「道」,怎能傳道呢?但今天我們對寫作的態度,過於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。換言之,就是壓根不打算對「我的文字會對別人靈魂造成什麼影響」負責任。

四、哀歌與讚美

寫作還是一種悔改的方式。信主後最打動我的,是大衛所經歷的痛苦,如《詩篇》423,「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,人不住地對我說:你的神在哪裡呢?」我信主前寫的詩,就充滿了尋找真理的掙扎。信主後,讀到《詩篇》846,「他們經過流淚谷,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;並有秋雨之福,蓋滿了全谷。」我覺得這是人類史上最美的詩歌。讚美詩在中國詩歌裡是一個空白,中國詩歌裡沒有過真正的哀歌。因為真正的哀歌,是在對己罪的悔恨中寫出來的。所以,寫作是一種悔改的方式。不需要悔改,就不需要寫作。

信主後我在寫作上最深的領受,是對寫作者這一身分的悔改。《詩篇》59說:「因為他們的口中沒有誠實,他們的心裡滿有邪惡;他們的喉嚨,是敞開的墳墓。」這節經文深深地抓住了我。有一次整理文稿時,我發現自己已經寫下超過200萬字。這讓我很害怕。如果賣了200萬斤豬肉,就算肉裡摻假,也不會影響人的靈魂得救。但這200萬字,寫下的每一個字,都是在作見證,或者作假見證;都是在造就,或者是拆毀。絕對 沒有第三種既不造就、也不拆毀的文字。

我就跪下來請求主幫助我,先對寫作悔改,再對寫作恐懼戰兢,然後在寫作中經歷神恩惠福音的同在。

基督徒寫作者很容易跳過哀歌,直接傳福音。每當希望分享神的愛時,就寫讚美詩。就像傳福音時,我們總想分享信主的喜樂,卻難以將自己的軟弱、爭扎和黑暗都說出。

古往今來,基督徒是生命經歷最深刻、內心掙扎最驚心動魄的人。但我們中國基督徒寫出來的文字,卻缺乏這一生命體驗的深廣。在漢語中,最缺乏的是刻骨銘心的哀歌和懺悔。我們不懺悔,誰在漢語中懺悔呢?我們不發哀歌,誰在漢語中發哀歌呢?

基督徒應當與這個世界分享我們從哀歌到讚美詩的經歷。基督徒可以寫出最好的哀歌,讓世人看見天與地有多遠,我們的罪孽憂傷和天父的聖潔慈愛就有多大。當這個遼闊的背景空間描繪出來時,基督的道成肉身,才那麼奪目。

我們要寫什麼──
       
為漢語文字,寫出最徹底的哀歌,哀到讓人扎心。
       
為漢語文字,寫出最偉大的懺悔錄。
       
為漢語文字,描述出最完整的聖經世界觀。
       
為漢語文字,寫出最敬虔的讚美詩。

五、心靈的主題
我們的寫作,當以信仰進入文化,刺入中國人心靈世界和價值觀的深處,推翻潛在的偶像,打通靈魂苦旅上的窮途末路。

我以個人的體會,試著提出以下幾個契合中國知識分子心靈世界的主題:

1.從蘇武到摩西。這是流浪的主題。歷來的流浪,包括「六四」一代民運人士的流浪,都仍然是蘇武式的,還沒有走到摩西。真正的曠野在前面,流浪者還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流浪,為什麼流浪。

2.從逍遙到拯救。這是劉小楓早年提出來的。怎樣從逍遙走到拯救,從佛、道走向基督,從泛神的自義走向一神下的順服,這是自由的主題。基督教將全面挑戰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自由觀。

3.從普羅米修斯到十字架的基督。這是救贖的主題。普羅米修斯代表著知識分子的悲壯觀,和英雄主義的自我期許,以及傳統的澄清天下、解民於倒懸的士大夫情結。「五四」之後,普羅米修斯的形象,成為有責任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標誌。唯有十字架的基督,能夠破碎這一標誌,又能醫治這一破碎。

4.從死亡到復活。這是生命的主題。復活從來不是中國文化的母題,死亡也不是。但,一定要經過死蔭的幽谷,才能帶進來復活的盼望。只有從中國文化中的哀怨、哀傷、哀慟出走,走向真正的哀歌,死亡和復活的意義才能真正凸顯出來。

結語:
楊腓力在《克裡姆林宮的鐘聲》一書中講到,蘇聯解體之後,俄國人成群結隊地到教堂受洗。他對一位排隊的人說:「我以為基督教早就在俄羅斯消失了。「那人回答:只要我們的書店裡還賣托爾斯泰和杜思妥耶夫斯基的書,基督教就永遠不會從這個民族的記憶中消失。」
我們需要屬基督的中國人,需要中國的C. S. Lewis、托爾斯泰和杜思妥耶夫斯基。也許我們這一代做不到,要等到下一代,但神給我們的異象和呼召,從今天就開始了。盼望我們大家彼此激勵,走在這個屬天的異象中。

註:
根據《維基百科》,所謂「公共知識分子」,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,是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,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。

作者為中國著名作家,法律學者。《南方人物週刊》第七期,推舉其為「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50人」之一。本文是2008年作者訪問洛杉磯時的一次公開演講的錄音整理稿。


王怡(19736月-),筆名「王書亞」,中華人民共和國青年學者、自由撰稿人、憲政論衡網站主編、獨立中文筆會理事。加爾文派中國家庭教會成都秋雨之福教會長老。任職於北京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。在自由主義中國憲政轉型方面研究、寫作。

王怡曾經信奉道家,後逐步轉向自由主義,最後投入新教加爾文主義。曾先後主持「關天茶舍」和「世紀沙龍」兩個中文網絡有影響的思想論壇,在《書屋》、《東方》、《讀書》、《南方周末》、《21世紀經濟報導》等媒體發表多篇論文與專欄,被北大法律信息網世紀中國等各學術網站收入學者文集。

·         19736月生於中國四川三台
·         1996年畢業於四川大學法學院。到成都大學任教。
·         2001年先後創立「王怡論壇」和「憲政論壇」(依次被關閉)。
·         20025月創辦「憲政論衡」網站,致力於關注憲政理論和中國憲政轉型。
·         20033月,和杜導斌一起發起關於劉荻案件致兩會的公開信簽名運動。
·         20038月,以個人名義為蘭海一案發表《廢除中共政法委非法權力》的呼籲。
·         2007年,余傑、王怡、唐崇榮等人發表《基督徒關於法輪功問題的聲明》。
·         2008年, 遠志明余傑、王怡等人發表《舊金山共》,被一些基督徒認為是和掌權者政治合作來「和諧」(控制)基督教會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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